汉阳工业提升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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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至南北朝
武汉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馆对东湖之滨的放鹰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斧、石锛以及鱼叉等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认定属于屈家岭文化。武汉最早的传说是关于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汉汉阳江边的禹功矶上建有禹王庙。在黄陂区发现的距今约3500年前的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中国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认为是“武汉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汉拥有着比北京、西安等更为悠久的建城历史的考古依据。
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了一些遗迹传说。《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锺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锺子期,名徽,楚国汉阳(今武汉蔡甸)人。至今,汉阳仍存有古代留下的古琴台、锺子期墓等建筑遗迹和“琴断口”等历史地名,武汉也因此被称为“知音”故里。
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武汉新洲地区文化昌盛,成为儒家重地之一。《论语》载:“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时,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西汉时期有庶民在邾县(即新洲区)孔子山掘出一块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秦隶大字,淮南王刘安遂就地建庙征召学士讲学,是为“问津书院”,被喻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史上曾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齐名。
现代武汉的起源,是东汉末年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所建的“却月城”和东吴孙权于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所筑的“夏口城”。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址。孙权筑夏口城时,在蛇山附近的城墙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鹤楼。
公元208年,在武昌附近的赤壁(今咸宁赤壁,一说在江夏区赤矶山)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也是武汉及其周边第一次发生了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事件。三国时期,当时的武昌(今鄂州)成为东吴政权的都城,孙权在此称帝,使武昌及其周边第一次成为中国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南朝时,夏口城扩建为郢州城,成为郢州的治所。
二、隋至清中期
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期间,武汉经济文化逐步繁荣,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其中,位于武昌长江之滨黄鹄山巅的黄鹤楼被崔颢、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等无数唐代乃至后代著名诗人吟诗颂赞,一时之间,使武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其中,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黄鹤楼名扬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汉从此拥有了“江城”的别称。
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郡。南宋时期,武昌再次成为中国仅次于首都地区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军事据点,抗金英雄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伐金,因此岳飞也被朝廷封为“鄂王”,武汉也曾遍布“岳王庙”的遗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宋代武汉的制瓷业极为发达,经过发掘,在武昌城区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以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在市郊江夏区湖泗、梁子湖等地发现了宋代大型瓷窑群100多座。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湖广行省为全国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重庆东南部。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也是武汉正式成为中国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开始。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在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武昌一地继续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政治中心,明楚王之布政使司衙门驻武昌府。明代中后期,武汉的汉口崛起。
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前期,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被世人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中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也因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咽喉,成为天下商贾聚集之地,历史上也被称为三大茶市和天下四聚之一。
三、晚清
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老汉口
清代后期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主要几个经济、金融、工业、交通、文化中心之一。
19世纪中叶,中俄万里茶道源于汉口。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叶,汉口一直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1900年汉口仅出口俄国就达39万担,占中国输出俄国茶叶的80.9%。由于茶叶贸易的带动,汉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轻工产品加工出口中心,被中外茶商称为“东方茶港”。
1862年英国人修建的江汉关大楼,现已改建为江汉关博物馆
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由此,汉口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的转型。此后,汉口先后开辟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国租界,40余个欧美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
外国各路商人先后来汉通商,从此武汉的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呈现出了“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随着汉口在商贸更趋国际化,大批外商在此兴修码头,设立银行,成立公司,极大提升了汉口的国际辐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汉开办的经营土洋货销售、金融、航运、房地产的洋行剧增。到1911年,汉口外国公司增至125家。就具体的实业经济而言,制茶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工业,出口占全国6成。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使汉阳造成为闻名东亚的品牌,进一步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原有以商贸金融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基础上拓展为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他主持修建了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中国的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他还兴办西式现代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武汉成为了中国的教育文化重镇。
1905年,张之洞修筑了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基本奠定了现代汉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轮廓。1907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并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这条路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势力在武汉地区角逐的主要舞台。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最大经济、交通中心之一的汉口,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推动汉口等中国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四、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爆发,革命成功后,起义军宣布脱离清朝,建立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随后中国各省响应,清朝被推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宣告结束,武汉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地方,于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纪念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1912年1月,黎元洪成为临时总统兼湖北都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汉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民族资本势力在武汉兴建、扩建约600家工业企业。武汉持续作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存在,但是工业的迅速崛起也带来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爆发,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随着中国北伐战争的推进,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汉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6年10月7日成立汉口市政府,刘文岛为汉口市第一任市长。1926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将汉口、汉阳、武昌合并为一个城市,设为京兆区(首都),定名武汉,这也是武汉三镇首次在行政上统一于一个城市之内。次年3月24日,中华民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同年,中国***中央机关也一起搬到武汉,武汉随即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焦点所在,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然而到了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头目汪精卫默许宁汉合流并发动七一五事变宣布制裁中国***后,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8月7日***在汉口召开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立了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11月起,桂系军阀建立了在武汉的统治,直到1929年被蒋介石军攻克。
20世纪20年代直至抗日战争前夜,武汉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到1936年末有民营近代工厂516家,人口超过120万。
1930年日本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地图
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将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据此抵抗日军入侵,为国民政府内迁争取时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部门陆续迁至武汉,蒋介石来到武汉指挥全国抗战,中国***有关方面力量也陆续来到武汉,国共两党在武汉展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武汉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重要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图谋,此战也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也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焦点城市。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的各类工业、军事设施或内迁或破坏,武汉工业的损失达到70%。10月27日,武汉全境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0年9月,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将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期间,武汉人口锐减,常有骚乱发生。1944年11月,美军为报复日军,对武汉进行轮番轰炸,武汉市区遭到严重破坏。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进入汉口中山大道。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收复武汉后,将武昌和汉阳组建武昌市,汉口仍为直辖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行营,白崇禧坐镇。1946年10月,仅管辖武昌地区的武昌市政府成立,汉阳市区划为汉阳县,1947年8月汉口成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辖市。1948年秋,白崇禧在武汉谋求划江而治,同时向武汉工商业募捐以备战。1949年5月16日至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汉口市区、武昌市区和汉阳县,接管了武汉三镇。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1954年6月以前,武汉是中央直辖市,并且是中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1954年6月,武汉市被并入湖北省,并被改为湖北省省会。一五计划时期,武汉被确定为“重点城市”进行建设。根据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新建大型国营企业32个,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自此,武汉由“工商金融和近代工业中心”迅速的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的“长子”之一。到1956年,公有制经济在武汉取得了统治地位。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联通京汉、粤汉铁路组成中国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京广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北交流,也使武汉三镇从陆上连成一体,成为完整统一的武汉城区。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收获了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使武汉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位居广州等市之前,武汉也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4年,***曾48次下榻武汉东湖宾馆并主持国家政务,使武汉成为他自1949年以后除了***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使武汉成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政治中心。期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八届六中全会等多次中央会议。
1975年,武昌县、汉阳县划归武汉市。1983年,新洲县、黄陂县划归武汉市。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
1992年,***同志“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指示武汉在原有的基础上,建成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在全国经济中起龙腰的作用,随后几年,武汉发展速度连年突破16%,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甲,城市规模始终排名全国城市前列。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年间,由于国家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部、湖北和武汉成为“政策洼地”被不断边缘化。同时,武汉还是一个“重税区域”,自身结余极为有限,严重影响了武汉城市建设。至此,武汉逐渐被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抛在了身后。此外,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省内武汉“一城独大”的现状,提出“削峰填谷”政策,即平抑武汉的发展并将行政资源全部用于发展湖北其他城市,造成武汉经济进一步下滑,这种情况直至2001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有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武汉的区位及科教优势被重新认定。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确立了武汉市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2008年前后开始,湖北及武汉两级政府抓住国家经济环境变化的大势,全市经济大幅增长,并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和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极少数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次于深圳等极少数城市,城市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二,创业环境在中国大陆排名前十强。
武汉初步改变了传统印象中“重工业基地”的形象,变成一座新型经济城市。武汉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显著改善,对外来人口的吸附作用日渐增强,特别是备受年轻人青睐,年轻人口净增率现仅次于深圳排名全国第二,是近年来全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亦是除北上广之外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海外留学生主要求职目的地之一,城市活力排名全球第七[26]。
2016年8月,中央正式批复同意武汉设立“自由贸易区”,武汉自贸区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2016年9月,中央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武汉被列为超大城市,提出发挥武汉核心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2017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指出,武汉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扩展资料: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央军委武汉联勤保障基地驻所。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总面积8494.41平方公里,2017年常住人口1091.4万人。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市境中央,将武汉中心城区一分为三,形成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构成了武汉滨江滨湖的水域生态环境。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盘龙城遗址有3500年历史。春秋战国以来,武汉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武汉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祥地,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开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武汉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武汉
武船
武船,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大型现代化造船企业和核心军工企业,始建于1934年6月6日,原名武昌机厂;“一五”期间,被列入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更名为武昌造船厂,代号438厂;2009年完成公司制改革; 2011 年和2013年,武船产业主体分两期注入“中国重工”上市,分别成立“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同属一家治理结构,统称“武船”。2020年,因城市建设和自身发展需要,武船从武昌整体搬迁到新洲,扎根双柳新家园奋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晚清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开办了冶铁、兵工两厂,在武昌开设了布纱丝麻四局,但没有发展船舶制造业。1934年4月20日,经当时的湖北省建设厅提案,利用张之洞早年开办纺纱局旧址设立武昌机厂,发展长江中游新式造船厂。武昌机厂于1934年6月6日正式开工,开启了武船的持续发展历程。从武昌机厂、湖北省航业局修船厂到宜沙航务处修船厂,武船经历多次机构改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原临时政府考虑到修造船舶行业的统一管理和发展,决定将汉阳船舶修造厂与湖北机械厂合并,成立华中的大型造船企业——江汉船舶机械公司。1951年,江汉船舶机械公司正式被列为国家基本建设单位。
武船始终按照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创建中国最强最大,国际一流船舶集团”的发展要求,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创新超越,走品牌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之路,在高技术船舶、大型水利工程、航天设施、大型现代化桥梁、重型装备和多种成套设备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形成了军品、民船、非船舶产品三大主业协调发展的经营格局,主导产品在国内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并走向国际市场。
多用途工作船、多功能守护船等产品出口到希腊、德国、挪威。系列挖泥船、LPG运输船、海洋公务执法船……,民船产品形成了一批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双高”特色的系列化船舶。武船率先在国内建立起大型桥梁钢结构建造基地,并进入国内桥梁界第一方阵,成为国家首批14家钢结构制造特级企业之一,“武船”商标镌刻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神州第一跨”西陵长江大桥;“中国第一跨”江阴长江大桥、武汉军山长江大桥;“世界铁路第一高桥”贵州北盘江大桥;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海沧大桥;世界第一大跨径钢管拱中承式桥——巫山长江大桥……均在武船建造。“世界第一跨”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将在这里诞生。
号称“天下第一门”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船闸人字门,武船缔造“精品”工程;国家重点工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塔架为武船赢得“铸造通天塔大师”的美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两大关键地面设施在运行中“一滴不漏”,力助神舟系列飞船的顺利登天,并为武船摘得中国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的桂冠;武汉体育中心、深圳会展中心……一座座雄伟的体育场馆,如同一部部气势恢弘的现代交响曲,奏响在中国城市的上空。
港口机械设备、冶金石化设备、海洋石油装备、大型压力容器,武船的经营领域不断扩展,产品结构不断优化。2006年,青岛海西湾建设项目开工,武船抢滩海洋工程产业;武汉市江夏庙山置地,壮大武船非船产品制造基地。拥有出口经营权的武船日益与国内外市场接轨:质量体系、职业安全健康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国际通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一、二、三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许可证,桥式起重机制造许可证等有效资质证50多件。
中船重工研究所
武汉有什么待遇好的研究所?
7打头的各研究所介绍
船舶系统包含中船总体和设备研究所。总体所主要负责项目抓总、集成、协调、布置,平常加班较多,经常会到沿海船厂出差,三五天哑无音讯。能进武汉701所和719所,闭着眼睛选(基本上只招双985硕士和博士)。设备所709、712、717、722等,主要承担船舶设备和专业技术研发,对技术和研发有意向的可以考虑,薪资待遇参差不齐,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择优考虑。
701所,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是我国从事舰船研究设计的国防核心科研事业单位,被誉为“战舰的摇篮”。本部位于湖北武汉市繁华市区,在上海设有分部。
719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又称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719所),成立于1965年,地处湖北武汉,是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舰船总体设计研究所,是集总体研究、设计、民用产业化等业务的多学科、多专业的国家重点科研院所。七一九研究所在水下舰艇领域具有雄厚实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5年3月20日,由***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核潜艇工程“上马”,重新列入国家计划,715所划归二机部建制,要求二机部1970年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6月12日,以海军舰艇研究院(七院)一所二室为基础,组建核动力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即719所)。1966年,海军舰艇研究院第719所开始进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
1971年6月,武汉石油化工厂一期工程(武钢炼油厂)正式破土动工。
为缓解武汉地区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国务院于1970年作出在武汉建设炼油厂的决定,重油作炼钢燃料,轻油综合利用,发展石油化工、橡胶塑料纤维等,以解决湖北、武汉工农业生产和市场的需要
1975年6月,武汉石油化工厂一期工程初步建成,完成总投资2995.6万元。1977年12月,武汉石油化工厂二期工程建成,完成基建投资9770万元。一、二期工程建成投入试生产后,随即开始配套工程的建设。1978年1月,武汉石油化工厂试车投产任务全面完成,于8月正式成立武汉石油化工厂。1980年,武汉石油化工厂正式纳入国家炼油生产计划,全面投产,1984年正式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领导。
作为一座由燃料型向燃料化工型发展的炼油厂,武汉石油化工厂投产后产量产值持续增加,能源消耗逐步降低,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升,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缓解武汉地区能源矛盾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2月28日,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重组改制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2007年12月18日,中部地区最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中国石化武汉年产80万吨乙烯项目开工。2013年,年产800万吨油品升级炼油改造工程和石化年产80万吨乙烯项目建成投产,武汉石化跨入千万吨级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行列。从1978年投产到2018年,武汉石化公司资产规模翻了493倍,累计加工原油超过1.35亿吨。
2013年底,中国石化与韩国SK集团就武汉年产80万吨乙烯项目成立合资公司,2014年1月开始正式商业运行。中韩石化80万吨乙烯项目是中国石化“十一五”重点工程,带动下游千亿元的产业产值,填补了中国中部地区大型乙烯项目的空白,装置绩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18年底累计实现利润超百亿元,上缴税费约70亿元,成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成功典范。
2019年7月3日,中韩石化一体化合资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揭牌进入商业运营。武汉石化与中韩石化合资重组,成为湖北省最大的能源化工合资企业,也是中韩在能源化工领域最大的合资项目。
设计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中国五环工程公司,中南电力设计院,铁四院,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中南建筑设计院
建筑:中建三局
中建三局前身是建工部第三工程局,1965年7月17日,建工部将部属云南工程总公司和原西南工程管理局在渡口(现攀枝花)、西昌地区的施工力量组建成立建工部第三工程局,经国务院批准在四川攀枝花成立。1966年,在继续完成渡口工业基地建设任务的同时,从四川调迁贵州,承担建设“011系统工程”,即“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公司”。1973年起,在完成贵州011工程等任务的前提下,中建三局分批调迁湖北。1982年6月更名为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隶属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中铁大桥局、中铁十一局、中交二航局、葛洲坝集团
1955年5月19日-6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主持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高等教育部筹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方案(草案)》。决定以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等五所院校测绘专业的师资、设备为基础,创办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6月11日-14日,高教部主持召开了该学院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夏坚白被委任为筹委会副主任。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在测绘界有一个称号:亚洲第一,宇宙第三,至于武测为何如此厉害,需要追溯它的历史。被誉为“世界测绘教育之都”的武汉大学,其测绘学科走过了风雨兼程的 62年。
1956年,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正式成立,直属高等教育部领导。郭沫若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建校之初,学校设3个系、4个本科专业。学院于1956年9月1日在武汉市珞珈山南麓开学,学制5年。学校集中了以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金通尹、叶雪安等5位一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全国测绘学科的精英。1958年8月,学校由教育部划归国家测绘总局领导。同年12月,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
航天三江集团。航天三江由原航天科工四院和原航天科工九院于2011年12月合并重组而成。2017年11月,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公司制企业。
原四院组建于2002年7月,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对所属单位进行专业重组改制而成,是我国专业从事某固体运载火箭系统的研制生产主体与技术总抓单位,曾创造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自主研制的多个型号产品分别参加了国庆35周年、50周年、60周年阅兵任务。
原九院于2007年4月挂牌,其前身是经***总理亲自批准成立的066基地。该院是我国重要的型号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和特种越野车及底盘研发生产基地。其成功研制的我国某重点航天型号系列产品,填补了中国航天领域的空白。其多个型号产品及配套的特种车底盘共80台,先后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式上接受检阅。
航天三江集团业务主要聚焦商业航天、激光产业、特种车辆及重工装备、能源装备产业;并拓展信息产业、微电子与微系统、金融租赁等领域。在商业航天领域,2018年9月29日,由航天三江研制的快舟一号甲通用型固体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两次商业发射。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的长江江面上,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大桥建成伊始即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全长约1670米。上层为公路桥(107国道),下层为双线铁路桥(京广铁路),桥身共有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8个桥墩除第7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大桥串起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6月***题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对武汉长江大桥沟通中国南北交通这一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成就,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2013年5月3日,武汉长江大桥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发展沿革
建设背景
武汉位居中国腹地、长江中游,汉水由此汇入长江,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优势,曾被孙中山誉为“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至清末时期,武昌为湖北省会,汉口为商埠,汉阳也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基础。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即为各方所注。
据历史档案显示,在武汉建第一座长江大桥的设想最早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用以沟通南北铁路。1912年5月,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被北洋政府聘为粤汉铁路会办。詹天佑在进行粤汉铁路复勘定线的过程中,考虑到将来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会跨江接轨,为此在规划武昌火车站(通湘门车站)时也预留与京汉铁路接轨出岔的位置。
第一次规划
1913年,在詹天佑的支持下,国立北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工科德国籍教授乔治·米勒带领夏昌炽、李文骥等13名土木门学生,到武汉来对长江大桥桥址进行初步勘测和设计大桥的实习,并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将建桥意向代陈于交通部。这一次成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首次实际规划,当时提出建议将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江面最狭隘处作为大桥桥址,经武昌汉阳门、宾阳门连接粤汉铁路,并设计出公路铁路两用桥的样式。当时构思的桥梁结构仿照当时世界著名的最大钢桥——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福斯桥,桥面铺设铁路、公路、电车路、人行道。此次规划虽然未获实行,但其选址被历史证明为十分适宜,与此后几次规划选址基本相同。
第二次规划
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伟蓝图,在其论述中即提到关于武汉修建长江大桥或隧道的选址问题。为连通武汉三镇,孙中山当时提出“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一隧道过江底,以联络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城市用地发展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
1923年,由辛亥革命时的参谋长孙武组织,依据孙中山的规划思想,编制了《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计划书》明确提出,“以汉阳之大别山麓(龟山),武昌之黄鹄山麓(蛇山)为基,架设武汉大铁桥,可收平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连贯一气之完美”。
由于当时的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在建设过程中为求节省经费、提早通车,因此建筑质量较差,仅作为临时桥梁使用。1921年,北洋政府拟建黄河大桥新桥并施行公开招标,交通部又聘请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John A.L. Waddell)为顾问,除筹建黄河大桥新桥外,并请其设计武汉长江大桥。华德尔选择的桥址与1912年北京大学所拟位置大致相同;设计方面采用简单桁梁、锚臂粱、悬臂粱混合布置,并主张使用合金钢建桥以减轻重量,预算建筑费用为970万银元,华德尔并建议向美商贷款。华德尔的方案曾引起政府关注,拟定桥址也做过实地钻探,惟由于建设费用庞大,计划也不了了之。
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4月合并武汉三镇,设武汉市。1929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武汉特别市政府,进一步推动了武汉的市政建设。同年刘文岛任武汉特别市市长后,再次邀请华德尔来华,研商长江建桥之事。华德尔对1921年的设计方案作出了修订,为保证长江轮船的通行,大桥采用简单桁梁并设升降梁,全长4010英尺,共15孔,桥面一层由公路铁路共用,桥面升起时可高出最高水面150英尺。这次计划同样由于耗资巨大而无下文,且国民政府正忙于应付内部军事派系斗争,包括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内战,无暇顾及长江大桥的建设。
第三次规划
1935年,鉴于粤汉铁路即将全线建成通车,平汉、粤汉两路有必要在武汉连通。当时铁道部曾考虑仿照1933年建成的南京铁路轮渡,但由于武汉的长江水位涨落幅度比南京大一倍,两岸引桥工程较困难,被迫搁置铁路轮渡的方案。同年,由茅以升担任处长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又对武汉长江大桥桥址作测量钻探,并请苏联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合作拟定又一建桥计划。计划为一座固定式的铁路公路联合桥,桥址位于武昌黄鹤楼到汉阳莲花湖北刘家码头之间,全长1932米,设两台7墩8孔,6、7号桥墩间为大型轮船通航航道,主跨237.74米,以拱形钢梁架设于6、7号墩之上,桥下在最高洪水位时净高30米;桥面一层,公路铁路并列。包括汉水铁路桥和引桥在内,工程需要花费国币1060万元。为了募集资金,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惟由于集资困难,结果也不了了之。1937年3月,长江南岸的粤汉铁路徐家棚站(今武昌北站)与北岸平汉铁路刘家庙站(今江岸站)之间的铁路轮渡通航,火车乘渡轮过江从此成为“江城一景”。
第四次规划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而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也再度旧事重提。湖北省政府于1946年8月25日举行会议,决定邀请粤汉区、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及中国桥梁公司共同组织成立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为主任委员,茅以升为总工程师;同年9月初中华民国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团长侯家源偕同美国桥梁专家鲍曼等考察武汉长江大桥桥址。同年,由中华民国内政部营建司司长哈雄文陪同美国市政专家戈登来汉视察,并有平汉区铁路管理局局长夏光宇参加,当时提出的建桥意见是:铁路和公路合并可降低造价,位置仍以龟山、蛇山之间为宜;为减少墩数、便利船运,决定改用较长跨度的悬臂拱桥,设4墩5孔,同时考虑到铁路干线运输日益繁忙,大桥可适当提高载重等级。后因国共内战、经济困难,国民政府无暇顾及长江大桥的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再次搁置。
第五次规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时年63岁、自1913年起多次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规划、勘探的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提议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并详述前四次规划经过和受挫的原因,论述当时中国能建成大桥的可能性与具体工程内容、经费预算(600亿旧人民币)等。中央政府对此甚为重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上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并于1949年末电邀李文骥、茅以升等桥梁专家赴京,共商建桥之事。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立即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0年1月,铁道部成立铁道桥梁委员会,同年3月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和设计组,由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专家组组长,开始进行初步勘探调查,李文骥第五次赴武汉参与长江大桥设计和测量勘探,惟李文骥当时已抱病在身,并坚持工作至1951年6月,同年8月病逝。
专家组先后共作了八个桥址线方案,并逐一进行了缜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1950年9月至1953年3月,曾三次召开武汉长江大桥会议,就有关桥梁规模、桥式、材质、施工方法等进行讨论。1953年2月18日,***在武汉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关于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并登上武昌黄鹤楼视察了大桥桥址。大桥选址方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初步设计。1953年3月完成初步设计,延聘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并委托苏联交通部对设计方案鉴定。
设计规划
1953年4月1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今中铁大桥局集团的前身),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与施工,彭敏任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同年7月至9月,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武汉长江大桥全部设计图纸资料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请求苏方协助进行技术鉴定,苏方为此派出由25名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进行研究,鉴定会的改进建议包括稍微调整汉阳岸的桥址、同意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等,且鉴于桁架梁结构的丹东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炸毁时梁部坠落,故处于战备考虑建议长江大桥桥梁形式改为三孔一联等跨连续粱。1954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203次会议听取了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并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决定采纳苏联的鉴定意见、批准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正式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同时批准了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8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
1954年,国务院批准了铁道部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的请求。1954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КонстантинСергеевичСилин)为首的专家工作组一行28人来华进行技术援助。西林是苏联著名桥梁专家,曾于1948年至1949年间两次赴中国,协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和松花江大桥,并参加过成渝、天兰、兰新铁路的桥梁建设。
西林来到中国后,表示认为长江大桥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原因是长江水深流急,沉箱需要下沉深达30米至40米,在接近四个大气压的环境下,每名工人只能每天工作约半小时,实际作业时间仅有十几分钟,而且只能在枯水季节的几个月内进行施工,必然大大延长施工时间、危害工人的健康,而且需要购置大量特殊设备,加大工程投资。西林建议用管柱钻孔法,不但能在水面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但这种方法当时仍然是一种新技术,苏联也尚未实践过。大桥建设部门对管柱钻孔法的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经请示铁道部长滕代远、总理***后,国务院于1955年上半年批准对新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并将新旧方案进行比较,也是落实党中央提倡的‘依靠群众,一切通过试验’的方法”。
1954年2月,在1950年初步勘测的基础,由地质部、水利部、铁道部联合组成的武汉长江大桥地质勘探队,开始进行武汉长江河槽及两岸的地质评估。同年夏秋,武汉遭遇了自1855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勘探队最终在1955年1月10日完成了武昌黄鹤楼和汉阳龟山之间的地质评价。1955年1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桥址选线技术会议在汉口召开,正式决定选择龟山、蛇山一线。
1955年2月,铁道部成立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茅以升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1955年5月下旬至6月初,按管柱钻孔法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铁道部集中全国著名的桥梁专家和桥梁建筑工程师,举行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审查会议,对大桥的技术设计、施工进度和总预算进行了周密的审查。同年7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些报告,标志着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程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施工建设
经国务院批准后,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提前正式动工。武汉长江大桥全部工程除了大桥本身以外,还包括大量配套工程,包括汉水铁路桥、大桥联络线、由丹水池站经江岸西站至汉水铁路桥头的汉口迂回线(今京广铁路正线)、江岸站至江岸西站的联络线、江岸西编组站、汉西站、汉阳站等设施,其中汉水铁路桥和长江大桥正桥和引桥工程由铁道部武汉大桥局负责施工,其余铁路及跨线桥工程由铁道兵施工。铁路从粤汉铁路武昌南站起,以立体交叉跨越武珞路、中山路、武昌路、解放路,沿蛇山至黄鹤楼处,横跨长江,过江后沿龟山以立体交叉跨越汉阳月湖正街,至阮家台处过汉水,又跨越张公堤及仁寿街至玉带门站与京汉铁路接轨。早在进行大桥设计规划的同时,作为武汉长江大桥配套工程之一的汉水铁路桥于1953年11月27日率先动工兴建,两岸铁路联络线工程也同时开始进行,并于1954年11月12日建成,1955年1月1日正式通车。而汉水公路桥也于1954年10月30日开工兴建,1955年12月建成通车,并被命名为“江汉桥”。
苏联政府获悉武汉长江大桥采用管柱钻孔法施工后,于1955年底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参观长江大桥的施工。最终,西林的管柱钻孔法获得了苏联政府的认可,同月中国铁道部与苏联运输工程部签订了协议,对这种施工技术作出了正面评价。大型管柱钻孔法使大桥施工速度大为提高,桥墩基础工程从全面开工到基本完成仅用了一年零一个多月的时间。
1956年6月,大桥钢梁铆了两个月后,工人发现有的铆钉不能全部填满眼孔,有松动。大桥局立即进行现场试验,证实了工人的发现,于是下令,在铆钉施工办法没有解决以前,停止铆钉铆合,钢梁停止拼接。直至10月,长江大桥钢梁铆合试验得出结论,铆钉完全填满眼孔,并高出国家指标5%,大桥工程才重新启动。1956年10月,大桥各桥墩下沉管柱和从管柱内向江底岩盘钻孔的工作全部完成。
建成通车
1957年3月16日,大桥桥墩工程全部竣工。长江大桥采用3联9孔的等跨间支梁进行安装,使用平衡悬臂拼装架设法,从武昌、汉阳两岸分别同时向江中同时推进,全部钢梁均由山海关、沈阳桥梁厂制造,钢材由鞍山钢铁提供;1957年5月4日,大桥钢梁顺利合拢,同日举行了庆祝大会。武汉长江大桥(连同配套工程)总投资预算1.72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用了1.384亿元;大桥本身造价预算7250万元,实际只用了6581万元。
1956年6月,***从长沙到武汉,第一次游泳横渡长江,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初见轮廓,***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其中广为传诵的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描写武汉长江大桥的气势和重要作用。1957年9月6日,***第三次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视察,并从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
1957年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全部完工,并于当天下午举行正式试通车,10月1日,我国发行了一套两枚纪念邮票《武汉长江大桥》。
1957年10月15日,5万武汉人民在武汉长江大桥,举行了大桥落成通车典礼。
参建单位
总设计师:茅以升
设计单位:铁道部勘测设计院
建设单位:武汉大桥工程局
施工单位:铁路部大桥工程局负责大桥管柱基础、墩台、梁体及铁路联络线施工,武汉市建设局负责公路桥桥面及两岸引道的协同施工,武汉市建设局同时负责公路桥桥面维修管理。武汉市建设局负责公路桥桥面维修管理,其余均由郑州铁路局武汉长江大桥桥工处维修管理。
技术指导:前苏联桥梁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西林等人组成的28人的专家组。
参与人员来源:铁道部北京桥梁事务所,茅以升先生的中国桥梁公司,南方的广州铁路局,东北的哈尔滨铁路局等。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茅以升,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
设计特点
选址建设
武汉长江大桥西北始于汉阳龟山南坡,东南止于武昌蛇山入江的山头。由于龟蛇锁江,江面狭窄,缩短大桥的长度。江底为两山余脉,除7号墩地质条件较差外,正桥的7个桥墩都立在坚固岩石上。利用两岸山势,桥下净空高,可满足通航需要。
功能设计
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上层为公路,双向四车道,两侧有人行道;下层为复线铁路。全桥总长1670米,其中正桥1156米,西北岸引桥303米,东南岸引桥211米。从基底至公路桥面高80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宽14.5米,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18米,设4车道;车行道两边的人行道各2.25米。桥身为三联连续桥梁,每联3孔,共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为终年巨轮航行无阻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桥的两端建有具有民族风格的桥头堡,桥头堡的设计,为了寻求**方案,当时政务院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建筑设计院和各大学建筑系广泛征求美术方案,并邀请国内知名的建筑、美术、城市规划专家及桥梁专家,对已征集的美术方案进行评选后送政务院审批。建成的桥头堡,各高35米,桥头堡的堡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从底层大厅至顶亭,共7层,桥头堡内有电梯和扶梯供行人上下,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展列其中,供游人观看、欣赏,追忆逝去的岁月,感触英雄的博大气概。可从底层坐电动升降梯可直接上大桥公路桥面参观,眺望四周,望大江东去,整个武汉三镇连成一体尽收眼底。
桥墩
正桥8墩9孔,每孔桥跨128米。桥墩基础施工采用“管柱钻孔法”,开创了中国建桥史上的新工艺。正桥钢梁由平弦菱形连续梁组成,钢梁设计三联,每联三孔。钢梁制作精确,由两岸平衡悬臂向江心拼接合拢。连续梁由一组绞式固定支座和三组辊轴式支座所支撑。在最高洪水位时,桥下净高18米,可满足上行大型轮船的通航要求。
引桥
汉阳岸引桥长303米,有17孔;武昌岸引桥长211米,12孔。每孔跨度不超过17.2米,均为钢筋混凝土门式拱桥。连接正桥与两岸引桥的桥台为8层楼式桥头堡,第8层在公路桥桥面两侧各设一对仿古双檐小角亭,成为桥头附近黄鹤楼与晴川阁之间的连结点。
桥面
桥面上下两层。下层设铁路双轨,南北列车可同时对开。两侧有2.25米宽小道,专供大桥养护人员行走。上层为公路桥桥面,车行道宽18米,可并行6辆汽车,设计荷载汽—18、挂—100,其两侧人行道宽2.25米。正桥人行道外缘,铸有各种飞禽走兽的齐胸栏杆;大桥的两侧是对称的花板,内容多取材于我国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有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丹凤朝阳、雄鸡报晓、鸟语花香、菊黄蟹肥、石榴结籽、猕猴摘桃、鱼跃荷香等,极具民族气息。人行道内缘后来增设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撞护栏。每隔32米矗立一对灯柱,兼作无轨电车供电线路的支架。入夜成串的桥灯远望如过江银龙,壮丽奇绝。
附属设置
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平台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与武汉长江大桥相互依偎,碑高6米,重20余吨,南面镌有***同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观景平台是游人赏长江、看大桥的**位置之一。
技术创新
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是采用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这种技术工人得到深水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的变化,在长江这样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而且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得一种“沉箱病”。
前苏联专家西林提出了管柱钻孔基础的创议,就是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上,并在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再在上面修筑承台及墩身。这是一项完全创新的技术。两国的技术人员紧密合作,经过一年多的地质勘测和艰苦的试验研究,最终决定使用这种技术。
因为使用了这一当时世界最先进施工方法,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仅用2年零1个月。
安全设计
武汉长江大桥在设计中以极端环境为标准,假设两列双机牵引火车,以最快速度同向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还是这个时间,长江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地震、江中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仍需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建设意义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我国第一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成之后,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当时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指导,但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政府就撤走了全部专家,最后的建桥工作是由茅以升先生主持完成。***于1956年6月首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建设)所作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正是描写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大桥自建成以来,一直都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4米,正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木结构梁桥,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八墩九孔,每孔跨度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八个桥墩除第七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桥梁工作者所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极大的促进了武汉的发展
大桥建成之后,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的促进了武汉的发展。从全国的宏观角度来看,大桥的建成意义更是在于将京广铁路连接起来,使得长江南北的铁路运输通畅起来。
大桥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此实现了连接(两线也因此而改称为京广线),南北交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武汉市铁路枢纽建设进程,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大桥通车后,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巨大,仅通车的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8000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车小时,节约的货运费超过了整个工程造价。大桥通车前,一列铁路货车车厢经轮渡过江,需往返多次,最快也需5个多小时。公路桥部分,30多年中过桥车流量逐年增长,1988年昼夜行车在3万辆次以上。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桥的通过量也不断增加,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更难以计数,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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